易纲的“中庸之道”反映了怎样的货币政策思考？

央行行长易纲最近的两场演讲，有助于我们透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利率政策如何决策及其映射的个性化哲学思想。两场活动一次是本月初的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一次是月中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宏观周”（Macro Week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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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15日下午，易纲在PIIE的演讲是“宏观周”的压轴，主题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及其背后的思考。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利率政策、利率水平如何确定？易纲提出，最理想的状态是让实际利率设定得差不多等于潜在经济增长率。

他用这样的标准来锚定基准利率水平，以避免它定得太高或太低。不过，如何计算实际利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两个变量，既有理论上的争议，也有现实中的困难。

原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近年一直主持一项中长期增长课题——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每年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当期研究成果，每年的研究往后延伸十年。在2021-2030这期报告《新倍增战略》中（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0月），课题组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缓慢下降态势，均值在2.4%附近。潜在增长率也表现出相同趋势，从2021年的5.8%降至2025年的5.2%。“十四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在5.5%左右。（p42）

这一预测是课题组用计量模型法、国际比较法和生产函数法相结合得出的。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不可能计算出潜在增长率。比如，社科院余永定先生2020年12月在中央财大的一次演讲中就明确提出，“我完全不相信任何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计算，连可靠的基本数据都没有，怎么可能准确计算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回顾一下1980年代、90年代早期IMF和世界银行对中国长期增长速度的预测，哪个预测是准确的？日本当年在制定《经济倍增计划》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更早些时间，余永定并不这样认为。他曾说过，经济学上判断一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有三个公式：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率，第二个是经济增长速度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加上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或者劳动供给增长速度；第三个是总和生产率的概念。（2015，经济参考报）

可见，既存在这样一些计算公式和理论，也有不少经济学者不断作出尝试，只不过有时计算结果可能并不让人满意，或者说，当外界对潜在增长率的估测与他不合时，他选择了舍弃和否定。

恰巧，这两位学者都参与了2019年末的经济增速“保6”之争。实际上，认同不认同“潜在增长率”，或者对潜在增长率的不同估测，将影响学者们对于经济政策的建议——

如果认为潜在增速还在6%-7%，则会倾向于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达致其所建议的较高目标，如果像林毅夫先生那样认为中国在2030年前还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2022年5月，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则更应当也可以加大刺激力度，而如果认为潜在增速已经下台阶，则会倾向于挖掘增长潜能，维持正常态的货币财政政策。这也就是那年刘世锦所说，是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

若现实中难以计算出实际利率和潜在增长率，怎么办？易纲建议采用保守方法，就是将实际利率设定在略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