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学者韩昇：走读《史记》，看历史中的中国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史记》是一部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在正史中，它是第一部完整记述从黄帝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的通史，上下三千年，讲述了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如何在强敌如林的环境中坚韧不拔地崛起，建立的文化为什么能够有如此魅力，将周边的部落族群先后吸引而至，从而成为泱泱大国。从民族成长到文化传统形成，其中蕴含几多启发心智的根本道理。

(资料图片)

《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书封 本文供图 三联书店

今年5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昇的新书，《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该书以《史记》的记载为基本主线，论述中国这段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通过对每一个重要节点的探讨，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作者多年研读《史记》，颇有心得。在本书中，作者系统整理自己对《史记》的认识，全书不仅仅是讲《史记》，而是通过《史记》的相关内容教授，试图厘清中国历史的脉络，揭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同时也反映作者自己的历史观。

说起自己和《史记》的缘分和著书缘起，韩昇本人曾夫子自道：“我出生在历史学者的家庭，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带着我们坐在房子外边讲历史和神话的故事，告诉我中国像天一样辽阔，民族像星星一样繁多，让我无比惊喜，总想弄个明白。读小学以后，父亲给我讲《史记》，简直把我迷住了，为什么皇帝和炎帝是对手，打到最后却亲如一家，为什么秦人的祖先出自天上玄鸟下的蛋，而周族的祖先却是踩巨人迹而怀的孕，太多太多的疑问让我一遍遍地阅读《史记》，学习历史，越读越没有头绪，却也在不断追问和思考中有所感悟。”

“2010年起我从纯历史跨入与生命科学共同研究中华民族形成与演进的跨学科新领域，通过人类遗传基因的广泛调查研究，不仅从历史记载、考古发掘等传统领域，更进一步用科学的确切证据展现了中华民族多起源的宏大场面，这个时候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问豁然开朗。对《史记》、对中国无可比拟的价值和意义更有感悟，内心抑制不住地要把自己几十年研究阅读《史记》的体会写出来，和大家分享。”近期在日本京都访学的韩昇，通过电邮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文字专访。

韩昇在山东滨州黄河出海口留影

【对话】

“司马迁是读懂中国历史的奠基人”

澎湃新闻：之前三联书店曾出过一部你的著作，《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我们都知道令尊是历史学家韩国磐。能否谈谈小时候家中藏书是否就有《史记》？第一次读《史记》是什么时候，有哪些感想？

韩昇：小时候，我家里的财产就是书，父亲整天读书和写作，到书店买书就是他的休息。父亲年轻时是穷学生，爱书却买不起，很多重要的书是他自己手抄的，我觉得这是我家藏书里最宝贵的财富。

最早看到的《史记》是线装书，应该是民国时代的廉价本子。最初父亲拿这本子给我讲书，教我古人如何断句，用鹅毛笔在断句的地方盖上圈圈。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停课在家，觉得很好玩，爱上了线装书。后来有长辈给我寄来了王伯祥的《史记选》，注释详细，让我学到很多知识。我读得最熟的就是《史记选》，喜欢古代的神话和英雄故事，被项羽、荆轲等感动得稀里哗啦，幻想着仗义行侠。《史记》的故事性非常强，文笔优美，很容易被读成故事，迷上其文辞，却领会不到幽深精妙之处。这是读《史记》最常见到的问题。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用心逐字逐句去读、去想，才渐渐地从瑰丽梦幻般的表象踏入邃远思辨之路。

澎湃新闻：你怎么解读该书标题中“封建”与“大一统”的概念？

韩昇：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一直有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看法。分期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定义“封建”。按照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例如《诗经·商颂·殷武》说：“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指的是把土地分封给部下，让他们建立从属于王朝的相对独立的诸侯国。这种情况在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但分封的范围有多广、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及其运作等问题，因为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太少，具体形态大部不清楚。

商鞅青铜方升，战国秦，上海博物馆藏

总的来看，商朝更普遍存在的是各地部族、方国的“合众”联盟。到了周代，周王朝的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广泛实行分封制，同宗法、姓氏、土地、兵役等制度相配套，呈现出糅合各个族群、扩及四方、层层分封、权利和义务明确、各自相对独立的封建系统。诸侯国共奉周天子为共主，遵循周朝祭祀仪礼文化，由此确定各自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秩序，并在各自的封国内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治理权力。诸侯国内部同样层层分封，卿大夫拥有邑落领地，农夫耕种井田。封建制的基本特点是分层权力结构，战国后期，由于长期战争的深刻影响，各国为了取得战争优势，纷纷进行“变法”，这些“变法”围绕着提升国家战争能力展开，核心是极大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各类资源、税赋、人口的直接征调与控制，变分层权力结构为中央集权体制。其中变法最为彻底的是秦国商鞅推行的变法，他通过开仟佰、废井田、把封建土地制度变为秦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制度；用连坐法、军功二十等爵的手段把全国百姓组织成为国家掌控的军事机器，土地和人民全部归属于秦国。秦国因此获得最丰富的战争能力，在同六国交战中所向披靡，最终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秦朝对于征服六国之地不再实行分封，而是普遍设立郡县，取代封建领地。以前封邑领地的所有权和治理权都被取消，郡县并非封地，其长官只是朝廷派出管理地方的官吏。在秦朝统治范围之内，政令、制度、文字、度量衡等等，统统整齐划一，形成自上而下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大一统”是一种政治体制、国家体制。从西周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秦朝是其标志。

秦朝建构的帝国体制并没有随之消亡，而是通过汉朝成功的国家统治而扎下根来，越发强大，贯穿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国体制，创建于秦朝，成功于汉朝。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到帝国体制成型的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司马迁是第一位从中梳理出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历史学家。这段历史正是从封建到大一统的历史演进。

虎形金车舆饰，战国晚期，张家川马家塬遗址出土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在书中为司马迁《史记》描述的历史过程做了阶段性的分析，谈谈背后的根据。

韩昇：以《史记》为线索，我以为司马迁描述的历史过程可以作如下的整理和分期，构成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相互衔接却发生质变，从而把握住中国形成至定型的基本脉络：

第一阶段是“五帝”时代，始于黄帝，继起为尧，发展在舜，成型在禹。从比较原始的初期国家建立，直至天下为公的时代。在这个阶段，司马迁给后世建立起两大传统：一、树立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二、树立尧舜禹为治理国家的政治传统。

第二阶段是夏商时代，天下为公蜕变为“家天下”。在这个阶段，司马迁揭示了民为国本的治国理念，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荒淫残暴的君主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因此，推翻暴政的“易姓革命”具有正义性。

第三阶段是周朝，分封诸侯建立起封建制度，进入典型的农业社会。在这个阶段，司马迁揭示封建制度下的政治伦理，宗法制度的天下一家观念，推广礼仪文明“以夏变夷”的民族融合道路。

周朝王权衰落之后，春秋到战国时代是一大变局，表现为诸侯国礼仪文明优越性之争，亦即文化主导权之争，逐渐蜕变为政治附属与扩张国土的利益之争；通过勤王以夺取政治领导权蜕变为兼并天下的征服战。

第四阶段是秦汉。秦朝征服六国，结束了分层权力结构的封建制度，中国从此进入高度集权的帝制时代。秦是对于周朝封建制度及其礼乐文明的否定，而汉朝则是对于秦朝暴政的再否定，从而在帝制架构下最大限度吸纳传统文化，建立稳固的国家政权。在这个阶段，司马迁通过秦朝的失败和汉朝的天下大治，树立帝制下的民本原则，揭示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运行原理，探索建设帝制意识形态及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四个历史阶段的演进中，大浪淘沙，中国政治与文化传统逐步建立起来，并深入人心：政治上以民为本，经济上轻徭薄赋，文化上天人合一。夏代以来的朝代更替，时代风尚呈现出“忠”（夏）→“敬”（殷）→“文”（周）的推移，文明渐次成长，人际间朴素的感情日淡而规范性的礼仪越发重要，人文郁郁，思想勃发，衍生出文化繁荣的泱泱大国。

澎湃新闻：由《史记》去看司马迁对中华文化构建的贡献，你有何具体的评价？

韩昇：我们以前讲到司马迁，讲到《史记》，有人把司马迁称作是“中国历史之父”。因为他是中国正史，所谓正史也就是纪传体史书的奠基人。他首先开创了纪传体这么一种历史记载的体例，后面的正史就沿着他这种体例来记述中国，所以他才被称为“中国历史之父”。但是这一点主要指的是一种历史记载的体例。但是我在读《史记》，觉得这个评价是远远不够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其实是读懂中国历史的奠基人。

司马迁确立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把其后各个部族的兴起和发展都并入黄帝这一脉，从而建构了同出一源的华夏民族兴盛历史。从现代考古学，以及近年在中国崛起的以遗传基因鉴定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检验，此建构的真实情况及其意义何在呢？上溯远古，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诞生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各支部族，河姆渡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石卯文化遗址、陶寺文化遗址、三星堆文化遗址等等，呈现出来的是满天星斗的景象。然而，石卯文化遗址同良渚文化遗址迢迢相隔，却出土一样构想的玉琮，显然各个文化遗址并非绝缘孤立。从夏商的方国联盟到周朝的遍地分封，各支部族逐渐融合，到汉朝统一的帝制国家形态稳定下来后，“国族”取代了“部族”，融合为“汉族”这个文化民族。当此之际，把各支部族的始祖安置于黄帝世系之中，是民族凝聚力的重构，并且获得各部族的认同。

司马迁以此整理历史演进的脉络，成为后人追溯族源的叙述样板，每一次重要的民族融入新时代，便有更加遥远的始祖诞生，故先有“五帝”，后出“三皇”，海内一家亲的血缘纽带建构，凝聚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日益壮大。如此具有洞察力的历史观与宏大叙事，令司马迁独领史学风骚。从史学新体例到文化史观的创立，《史记》贡献卓著，是以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像出自《三才图会》

“对历史的评价要放在时间轴线上分析观念的变化”

澎湃新闻：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司马迁和《史记》的贡献，除了记述历史，更加深了后世国人的国族认同？

韩昇：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相遇，可能很自然就会说，“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那就意味着我们是同一个血脉。但你真的把他请去做DNA的检验，往往他五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都没有血脉关系。但是没血脉关系，他在观念上坚持认为说我们就是一家。这里就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它是一种最重要的认同，这个认同谁做的呢？最早就是司马迁做的。

《史记》一个五帝的建构，到后面夏商周三代，这个建构就把一个中华民族的脉络做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司马迁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的这种奠基人，中国历史之父。他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载体例的创建者，他是我们整个民族血脉的建构者。在这一点上，司马迁的贡献非常大。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司马迁。因为在司马迁之前，你看不到有这样一个系统的整理，而且是能获得大家认同的整理，在这之后不仅是正史模仿了他的纪传体的体例，而且我们看到每一次民族的重构，都会来一次这样的始祖再建，这其实都是司马迁做的事情（翻版）。

澎湃新闻：《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上下编以时间轴线和空间轴线作为分野，而时空轴线的交叠可以确定一个“点”（事件、人物）。对于读者应该如何展读该书，你作为著者有何建议？

韩昇：人们把纷繁无序的事件，按照先后顺序排列起来，于是，事情变得清晰，可以理解和把握。我们把这根延伸的轴线称作“时间”。只要时间的长度足够，人们便容易看出貌似孤立的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事物的演进。在时间轴线上揭示出来的命运线索就是因果律。

时间只有在每一个截面上才能看清其包含的内容，每个截面并非等值。通过一个个截面，人们看到了似乎杂乱无章的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呈现出主次轻重，有着互动的脉络法则。我们把这个截面称作“空间”，时间则是空间的叠加。

而社会的巨大转变，必定带来伦理道德观念和转变。新思潮的涌起吹响时代变革的号角，然而，文化观念往往在社会转变中滞后，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逐渐蜕变。时间和空间轴交错的点，事例很多，诸如晋国“搜孤救孤”、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燕国荆轲刺秦王等等。从事件本身来看，非常丰满、感人至深，支撑起一个饱满的点，看到当事各方的关系和互动。例如晋国秉持国政的赵朔，权势熏天，得罪了大家族，也引起晋景公强烈不满。晋景公利用屠岸贾构陷赵朔，杀其一家。赵朔的妻子出自王室，逃入宫中。赵家门人公孙杵臼和程婴通力合作，一个假装叛徒去告密，一个用自己亲生的婴儿替换赵朔在襁褓的儿子，以命换命，保住了赵家的血脉。这个故事人际关系十分复杂，情节跌宕起伏，空间的点非常饱满。在空间上，每个点并不是均质的，有些点特别耀眼夺目，有些点无足轻重，因为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不同。这些点连续性地叠加起来，构成了“时间”。时间同样因为空间的点的大小不同而不同，例如平淡无奇的年代，人们一说就是几十年，一晃而过；至于波澜壮阔的时代，每一天都说不完，相同单位的时间，长短却大不相同。

我们从时间的轴线上要追寻事件的缘由，例如赵朔与晋景公的权力之争的由来及发展等。而这个故事中最被人称道的是赵家门人公孙杵臼和程婴舍生救孤的大义。这个“义”从何而来呢，这又要回到时间的轴线上。西周封建制下人身的自由独立，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义”的连接纽带，“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舍生就义”等就是这个时代的人际关系规则。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坚持“义”，极为难得，所以得到歌颂。再把时间的轴线拉长，到了帝制以后，国家权力完全凌驾于个人之上，私人间的“义”要从属于国家，不被赞颂，甚至遭到无情的打压。到了这样的时代，便可以看到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谴责公孙杵臼和程婴，说同样是生命，为什么要去牺牲呢？这个变化，反映出来的是时间轴线上伦理道德的转变。

所以，读历史不能割裂历史，拿出支离破碎的片段来讲历史。一定要放到当时当地的情境之中，也就是空间和时间的交错上去理解，对于每一种历史评价也要放在时间轴线上分析观念的变化。

澎湃新闻：近期《封神第一部》在国内公映，导演乌尔善在谈及为何要耗费巨资拍摄这样的电影时，提到周朝的建立让中华民族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核心就是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伦理世界，至今中国也是一个伦理社会，以家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纽带。能否结合《史记》，谈谈你对此的解读？

韩昇：周朝的兴起非常非常有趣，我们去看周兴起的源头，是在今天陕西的宝鸡这一带。那是属于关中平原里面的山地，又是一个黄土高原，这个地区是非常不适合农业的，但他们竟然在一个很不适合农业的地区发展出一个农业民族来，这值得我们去深思。我在这个书里回答这个问题，认为那就是周族这个部族太弱小了，你看他早期动不动就被人家灭了，他只能跑，不断地迁徙，他没有能力和人家竞争，如此就形成一种农业的民族，农耕的文化。

我们如何去看历史的王朝兴替，往往最后的胜利者起初都是弱者。你别看他们最初比较弱小，但最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周王朝的建立，比商朝要强大得多。周朝建立了一整套封建制度下面的政治伦理，宗法制度，天下一家的观念，形成了他的礼仪文明，还诞生了一个“以夏变夷”的融合的道路，这就是周朝的贡献。乃至到今天，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文化的基调可以说仍然是周的文明。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外景

“文明的对话要建立在彼此间对历史文化传统深入理解的基础上”

澎湃新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少年时代的司马迁也曾在中国大地上“壮游”，你写这部书也来到了司马迁的故乡龙门山，并且考察了多处《史记》中记载事件的发生地。谈谈你在走读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天人交感”的思绪与思考？

韩昇：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敬仰司马迁。我去韩城时，专门去看司马迁的祠堂，匾额上写“高山仰止”。司马迁的祠堂在韩城的高山之上，正对着黄河，我们中国的母亲河。我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肃然起敬。

历史从来不是读懂的。如果不能尽量收集史料，还原历史场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去思考，读到的就是一大堆记忆性的知识。时间的展开有赖于个人的生命体验，空间的展开则需要身临其境。这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司马迁如果不是在年轻时沿着大江高山，几乎走遍各大自然区域，他无法懂得中国。司马迁的经历给人很大的启发，我从进入学校研读历史以来，几十年走遍了全国各省，收获很大。华北的大平原，让人领悟驰骋千里慷慨悲歌的世界，从华北转而向南，就到了徐州淮河线上，人文景观发生很大变化，越往南越是丘陵水网地带，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华北平原迥然不同。华北可以成片成片地开发，更加注重开发的面积，快速推进。江南松林茂密，采伐不易，历史上是点状开发，进展缓慢。正因为如此，江南非常重视开发的质量，用质量弥补数量，这就同华北地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所有的人都是根据所处的环境去思考和行动的，因此形成不同的规则。他们之间不存在优劣关系，适者生存。再往北方草原，不同生活形态造成的不同思维模式，更加明显。定居的农业民族产生出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于高度流动的草原民族很多不适用，从而引起很多冲突。所以，文明的对话首先要建立在彼此之间对于历史文化传统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知己知彼。

《史记》书影，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京国子监本

澎湃新闻：看介绍，有讲到你关于人类遗传基因的广泛调查研究。我想请问，这对理解《史记》，理解历史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能不能再展开讲一讲？

韩昇：我从2010年开始，从寻找曹操基因介入到遗传生物学，而且是深度介入到遗传生物学里面去。就发现遗传生物学对历史学来说太重要了，凡涉及到人、家族、民族这种可以从基因上获得证据的，以前那种文献的考证就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做了一些检验，发现有好多我们认为是事实的，确定的，基因进去一检测，不是这么一回事。包括有一些从宋朝传下来的深山里面非常封闭的家族，结果基因一检测，真的是五花八门。

我们当时做梳理检测的时候，就有人在质疑，说从曹叔振铎到朱国的曹，到后面的曹操传了多少代，他和多少人结婚，和多少民族混血，你还能找得到吗？还查得出来吗？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一种文科人的理解，实际上人身上的遗传基因，也就是男性身上的Y染色体，它是永恒的，是跟着你一直走的。不管你和谁混血，都能查出来。如果据《三国志》的记载，曹操是千真万确出自曹参后人。结果我们基因验了，完全不是，是混进去的。曹参这一支还是符合今天汉族主流的O3，而曹操这一支是O2-M268，这么一个基因类型。

这让我得到很多方面的启发，比如很多文献考证追求一种逻辑的合理性和记载的严密性，而历史展现给我们的很有可能越符合逻辑、记载越严密的越错。这不是凭着逻辑就能判定的，在这些方面就应该大量要引进现代科学的手段，DNA基因只是其中之一，就像当年碳十四引进考古一样的，骂的最凶的就是考古的人，后来用的最多的也是考古。我们当年做基因，骂的最多的也是考古，现在考古也都会用基因检测，短短的十年进步很大。我们对新的研究手段的介入，应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不同学科的介入，它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门，给我们登堂入室，又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

澎湃新闻：你在日本多所知名大学担任教职，此刻也正在日本访学。能不能介绍下《史记》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影响，比如说在日本、在韩国有怎样的影响力？

韩昇：《史记》在日本几乎成为人们读史的必读书。尤其是在旧学时代，有一部书在日本影响非常大，《史记评林》，中国人做的《史记评林》。可以说尤其是日本江户时代以来，到明治维新，乃至到二战前，日本作为一个旧学或者说以汉制为基础的学问的基础，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都要读《史记》才进入到汉文。在韩国也一样，在朝鲜半岛《史记》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教科书。《史记》在日本、韩国，并不是当作一个外国史在研究的，他们几乎是把它当作一种人的学问，作为教养的基础，甚至上升到对本国史的理解。在二战以前，乃至到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史记》在东亚国家是极为重要的，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